媒体：中国都市青年为何如此热衷楼市？

　　在两种消费理性的背后，是两种范围更大的精神状态：有些时候，在有些事情上，我们能够清楚把握，知道事情是怎么来的，也知道对它该怎么做；另外一些时候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，我们又很茫然，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不能被它们甩得太远，犹如月台上搞不清开车时间的乘客，看见别人忽然跑起来，就不由自主跟着跑。

　　我们早已习惯说，现代人嘛，就是内心分裂的！但“住房问题”所凸显的“消费理性”的矛盾，还有让人无法心安的一面：一个下班时常常在便利店仔细地比较盒饭价格的青年，却起意购买一处他不吃不喝20年、 用全部薪水也不见得能还清房贷的公寓；一个分明被通行标签定义为“底层”的人，却衷心按照“顶层”推荐的思路构想人生之梦。你看多了这样的事情，会不会疑心他们对世事的理解出了大问题？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，只在单个、往往也是小的事情上精明敏捷、火眼金睛，一到了需要触类旁通、把多个事情综合起来判断的时候，就失了定准，眼神茫然，很容易被忽悠？

　　我们这个调查的多项数据，都证明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。比方说，都市青年普遍视住宅为一种资产，但在估量自己的资产状况的时候，却有极大比例的受访者， 并不将自有住宅的升值计算在内。他们清楚什么是自用的生活必需品，不会因为房价飙升就真以为自己是X万富翁。但同时也是这些受访者，普遍觉得自己的住房偏小，即便买了面积超过110平方米的公寓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想要住得更大。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、房价冲天的地方，整体收入不高的青年人，却对住宅空间有如此普遍的豪迈要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　　再比如说，受访者中的那些尚未买房的人，比那些已经买了公寓的人，更在意“家”的整体装潢的更新；对于各类家具、摆设、布艺产品的在意程度，前者也都普遍高于后者：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可以说这暴露了主观认知与实际体验的脱节：住得并不小，却觉得小，房子还没有，却兴致勃勃要更新。也可以深掘一层，说都市青年对各种实际匮乏的体验，完全可能激发出对于虚拟丰裕的畅想，惟其此刻蚁居于群租房，才更在意将来 “家”中的墙壁刷什么色。这些正向看来明显是脱节的现象，其实深含着反向的紧扣。

　　的确，今日社会的治理秩序，并不只是靠兑现许诺来维持运转的，最近20年来，其不能兑现的范围和频率，都在逐渐扩大。这迫使它发展多种转化民众的消极经验的能力，把炸弹改造成顺风旗。上述都市青年的经验与欲望的反向紧扣，就是这一能力施展的结果之一。

　　顺着这个思路，你甚至可以接受如下的判断，尽管它不符合“政治正确”的信条：越是“匮乏的体验”尖锐强烈的群体，其受制于各种宏观风尚、有意无意被带着走的程度往往越高，倒是那些在生活资料上有所习获、并非两手空空的人，反而有可能在月台上保持自己的步速。调查数据也能作证：比如，受访者中已经拥有住宅的群体，对于主流媒介所营造的“居家生活”模式的依顺程度，就比其他的群体低，其居家行为中的符号/仪式意味也相应淡一些。

　　不过，只说到这里是不够的，还得进一步往下解释：比如，同是已经买了房、并不两手空空的人，为什么有的依然只能在小的事情上头脑清楚，另一些却能在较大的事情上不发懵？ “住房”和“居家”状况的确证实了，都市青年的大量负面消极的生活经验，经由譬如上述“反扣”那样的途径，被改造成了附和主流意识的积极意愿。但是也有数据清楚地显示，仍有一股拒不服从改造，依然保持爆破现实的潜能。治理秩序改造民众消极经验的成败之点，分别是在哪里呢？从都市青年与两种“消费理性”的不同关系，或者说，从他们分别将自己的哪一些生活内容交付给两种“理性”管理的这一安排上，能发现进一步分析的有效线索吗？

显然，这再次领我们走到上一节末尾提出的那个任务前：如何以对文化和精神状况的深入分析，激发政治经济分析所内含的潜能？在这里，“城市式居家生活”状况的提示相当明白：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政治经济的层面，甚至也不只是发生于譬如“消费理性”那样的层面，应该再往下追，看那生命的深处，人的普遍的心智结构和习性已经或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？也许只有“追”到这一步，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把握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，“剥夺”与“被剥夺”、“支配”与“被支配”，实际大概是什么意思。

　　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稍稍扩大一点，不只是“消费理性”，人的整个资本和市场意识都在发生剧变。

　　1950-1970年代，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意识，总体上是比较薄弱的，也因此，这个意识的大规模复兴，乃至超乎常情的膨胀，才构成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文化的一大巨变。1980年代晚期快速重建的房地产市场，作为中国大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各类市场中资金规模最大、起伏也最剧烈的一个，起的作用特别大。

　　这不只是说，它以住宅商品化这一触目的巨变，教育无数青年和非青年明白，他们现在可以、也只能到市场里去谋取基本的生存条件；也不只是说，它以住宅价格夹着过山车式波动的一路暴涨，激励无数人形成“进市场就是要赚大钱，无能之辈才赚辛苦钱”的判断。都市青年的“居家”状况清楚地显示，它在培训我们的资本和市场意识上，还有更多别的成功。

　　比如说，已经拥有产权房的都市青年中，有极高比例的人继续关注楼市，思忖是否以及如何再次入市。但在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，这一群体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，是只有一套住房的，虽然这是花了巨款买下的，却是生活必需品，并不能像别人的第二套、第三套房那样，可以方便地当作增值的工具投入市场。上一节说了，都市青年对于自用住宅的生活必需品的性质，大多有清楚的认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群体中仍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愿意再次进入楼市，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任和乐观相当惊人。

　　这不只是一份经济的信任，其对象甚至主要不在商品房，而且指向许多范围更大的因素：政府的利益、制度和法规、城市化的趋势、一般消费者的心理、30年“改革开放”的历史、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大势……正是综合了对这些方面的或自觉或懵懂的积极判断，都市青年才会形成如此热衷楼市的心态，尽管按照狭义的资本市场的通则，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具备以房产投入资本博弈的充分条件。

　　这自然是上一节所说的第二种“消费理性”的一大显例。不过跟股市相仿，大陆的楼市极富“中国特色”，常常违反一般教科书说的经济定律，到目前为止，都市青年的这份信任，仍然能获得特别是“北上广深”之 类标杆性城市楼市状况不同程度的验证。2010年以来，各地楼市愈益分化，许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状况，与这份信任的抵牾之处越来越明显，但与此同时，所谓“恐慌性入市”的爆发式蔓延，又从一个反向的角度，给这份信任提供了新的证明。

　　这不奇怪。最近30年的社会状况和主流教育，早已养成了民众一种凡事只看“投入-产出”之比、其他基本不问的习性，连谈婚论嫁都常常如此，评估市场走向和经济前景的时候，就更是如此了，只要数据显示价格——放大了说就是GDP继续上涨，就尽可安心憧憬货币的回报：“恐慌性入市”能掀起这么大蜂拥跟进的浪头，这个习性显然功不可没。

　　因此，笔者才要特别指出，都市青年的这一份对楼市的信任，实际内含了颇多的“其他”因素。其中极容易被忽视、作用却可能最大的一类，是那些范围远远超出“经济”边界的宏观判断，它们兼有正反两向，既有“正常情况下，经济总是发展的”、“过去是这样，今后也会这样”一类近乎盲目的确信，也有“全球化人民币都靠不住，只有造在稀缺的土地上的房子才是真家伙”这样赤裸裸的阴暗之论。显然，在楼市这间大教室里，经济课同时也是政治课、文化课和历史课，甚至是伦理课。都市青年不但从中领受对市场感觉和投资意愿的激励，更经由这一激励的中介，获得对多方面的远非“经济”一词所能涵盖的重大关系的领悟：过去与未来、政治与文化、功利与伦理、 城市与乡村……甚至不妨说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全套内容，都在这里开讲了。

　　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，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教学的效果。比如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：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，超过六成的已经还清房贷的人，继续感受到从“一般”到“非常大”的经济压力的比例，与那些还在苦苦还房贷的人差不多；而尚未买房者中，无需付房租的人和每月须付房租的人，其感受到“较大”和“非常大”的经济压力的比例，也都相当接近；值得注意的是，每月须还房贷、因而可被称为“房奴”的人，对于经济压力之强度的感受，整体上反而小于租房但无需付租金的人！看起来，就像对房价涨跌的判断，多半包含了对若干非楼市因素的判断一样，都市青年对经济压力的体认，也不只是依据狭义的收入和资产计算的，而是深刻结合了其他非经济的计较——虽然这多半并不自觉，是在对综合性的社会压力做评估。如果不是接受了“买房=人生成功”的流行观念，确信自己“应该”买房，那些已经有房可住、而且不用付费的人，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的。

　　再看他们消费时候的自主程度。首先，我们的数据显示，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中，不迷信品牌、相信自己能够鉴别者的比例，明显高于出生于乡镇的青年——哪怕他们后来也移居大城市了。这是否显示了社会阶位与文化自主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？但是调查的另一些数据，比如，在拥有产权房和依然“群租”两个至少经济地位明显高下的群体当中，“相信品牌”的比例，前者高出后者不少，这提醒我们，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。比如，在商品质量和行政监管方面，大城市的状况多半与乡镇明显不同，是否正是类似这样的不同，一面令大城市的青年能从自主鉴别中获益，因而更愿意发展自主消费的能力；一面又令乡镇青年不得不依赖品牌，以避免伪劣商品的戕害？

　　其次，如何理解都市青年面对商品，尤其是大件服饰、家具、家电产品和汽车之类高价商品时的复杂心理？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，令人在面对这一类商品的时候，很难以单纯的消费者自视，各种符号性的感受都会涌人心中：买不买，买哪一款，常常牵涉到对身份的界定，是否正是这样的多维心理，一面令收入较高者不惮于承认自己相信品牌，因为这意味着高消费的能力；一面又令低收入者本能地就要避开名牌商品，那可是他们无力承受、有伤自尊的。许多看上去应该归人“文化能力”范围的事情，可能从一开始就嵌入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。

　　倘说当今社会，文化与政治、经济等早已深度融合，难分彼此，都市青年的“住房”和“居家”状况，则以堪称尖锐的方式，将这融合的若干叵测之处，清楚地暴露出来。即以这一节所述的情形为例，社会一方面鼓励人们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当成经济来处理，另一方面又把大量远远超出经济范围的因素，嵌入他们权衡经济的思路之中。什么叫造化弄人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了吧！可是，这么欺负人的事，为什么做得成？是哪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条件，让我们对这一类播弄如此缺乏抵抗？

这么追问下去，大概又会遭遇上一节里都市青年的两种“消费理性”已经有所揭示的大问题：这些年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化。文化研究的一大可赞之处， 就是将“情感结构”这样的无形之物，看作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之一。无论是此刻面对的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，都促使我们相信，探究现实的至少一部分最精悍的目光，应该投入类似这样的方向。笔者相信，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如何高强度地培训青年人的资本和市场意识，能打开探照同一处地窟的另一扇门。

　　我们的调查的很大一部分，聚焦于这个问题：都市青年努力奋斗、买房成家以后，在居家空间里展开的生活，实际大致是怎样的？

　　出乎一般的想象，获得居家空间和在其中展开家庭活动（即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），二者之间并无正向的关联。比如，有了配置齐全的厨房，并不意味着就要在其中施展厨艺、与家人一起围坐共餐，与尚未购房者相比，拥有产权住宅的受访者，利用自家厨房为家人“做一顿好吃的”饭菜的比例，竟然比租房者更低，周末外出就餐的比例也更高。

　　同样，有了宽敞的陈列全套沙发的客厅，也不意味着就会高朋满座，相反，大部分受访群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：收入越高（这意味着越大的买房几率)、在家里招待亲朋、展开社会交往的频率反而越低，即便是个人年收入30万元以上、拥有宽敞住房的群体；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“几乎不在家招待”亲朋。与此相类的是，尽管买房自住意味着嵌入确定的社区网络、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，购房者搬进新房以后，在拜访邻居、展开社区交往方面，普遍并不积极，甚至比只是租住公寓、流动性大的群体更不积极。

　　1990年代初以来，主流论述基本上是用“私人” 这一属性来概括人生价值的：“私人空间”、“私人领域”、“私人生活”……都市青年之所以普遍将“买房” 和“居家”视为承载人生价值的主要事物/事务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普遍接受了这个概括。可是如上所述，都市青年获得“私人空间”以后展开的“私人生活”，似乎并不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活动和私人交往的增加，甚至意味着这些活动和交往的减少。这就引人发问了：都市青年在居家空间里实际展开的，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

　　综合我们这个调查的多项数据，可以这么概括：这是一种日益偏向于“内缩”的生活。对家门以外的世界关上门窗、减少因为承担责任而来的要求和逼迫、有意无意地回避与家人的深度沟通，日益习惯于“宅”在自己的房间里……看起来，在这样的状态里，“私人”主要意味着“个人”，而这“个人”并非相对于“集体” 和“社会”这样的“非个人”，只是相对于自己的其他的面向。比如，它在职场和公共领域中相当紧张，不得不承受四面的注视和要求，在家里就力图相反，要摆脱周围射来的视线，彻底放松：我们的问卷问及“家”中什么物品最重要，最多人勾选的是，“舒服的沙发，想怎么坐就怎么坐”！

　　这样一个向自己的某一单面内缩的“个人”，似乎愈益被派为居家生活的主角，它自然也反过来，将这生活一步步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：从住所的房间的数目，到可以上网的设备，从跟父母和亲戚家的距离，到对婚姻关系的盘算……商业系统也全力配合这个编排：隔几个月就推出一款新手机或者新程序，引你更持久地沉入掌上世界；密集地推送吐槽、搞笑和“荤”段子，哪怕你在挤地铁，也要霸占你的注意力；咖啡馆更是遍地开花，只消出门走几步，你就可以缩进角落里的沙发座，独自看书、发呆，当然更多还是刷屏幕……“居家”的一部分空间溢出了居所，“路人”式的氛围则悄无声息地漫进了客厅：正是在这里，都市青年与其“居家生活”之间的相互生产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这相互生产的主流模式，显现出了它的本性。

为什么“城市式居家生活”着力孕育的，是这样一个单面内缩的“个人”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再扩大范围，把第二节提及的另外两个社会子系统，一并考虑进来。都市青年的职场生涯和公共（政治）经验，其实是一直在场，和“居家”感受混在一起，与都市青年持续互动的。因此，当追问“为什么都市青年的主流的居家生活会是这个样子”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是在问：都市青年与其居家生活之间的互动，跟他们与职场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另外两种互动，是什么关系？是发展了一种不依顺资本逻辑和国家机器、但同样能有效组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生活机制，因此对前两者构成挑战？还是相反，这关系其实与另外两个大体相配，因此主要是与它们互补共生，联手培育人对现实的适应能力和顺应之心？我相信，能够较好地厘清后面这个问题，也就有了应答前一个问题的思路。

　　我们的多数受访者，都不把父母在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列入“家的必备条件”，尽管很多数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；已经买了住房者中持有这种看法的人，比例还高于未买房者。明明在购买住宅、维持居家的实际过程中，普遍受惠于父母长辈的支持，为什么他们总结自己这个“家”的构成要素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避认这一事实？

　　这其实不奇怪。对于都市青年而言，“家”和“居家生活”是一个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——至少大部分——生活经验、建构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。它当然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器物和言行，但整体却是高度抽象、不免于模糊的，恰似许多已经成“家”的受访者强调的那个“整体风格”，他们知道这是“家”的关键，却说不清那是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都市青年置身的各种空间中，唯一一个似乎由他们自主创设、体现其人生能动性的空间。惟其如此，他们才觉得，在这里面构建的人生意义，可以放心地去皈依。

　　因此，“父母长辈的支持”只是一个代表，所有可能戳破自主的想象、逼人直面其被动状况的同类因素，都会遭遇本能的回避，尤其是那些已经买房成家、开始由此确认自己的成功故事的人。这可以从其他的数据得到呼应，比如，受访者中收入越高的群体，越普遍地指认“家”和“居家生活”的精神功能：既然关乎“我” 的人生价值，自然是多一点自主为好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居家生活”实际处理的，并非仅是都市青年的“家”内的事务和经验，也包括其家外的事务和经验。如果说，占据今日“居家生活”的中心位置的，是都市青年的那个内缩为单面之个人的“私”， 这个“私”就一定有一位孪生兄弟，一个同样富于“中国特色”的“公”。世界不是由各种“居家”活动单独构成的，人越是有意缩进自家的门窗里面，越说明强烈地感知到外面有状况。

　　从受访者对于各类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的应答，可以归纳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大致看法：自己住处的门窗墙栏，是区分私、公的最可信的界限；处置公共事务的各种方式中，“购买服务”可能是最佳方式；“食品安全”和“贪污腐败”是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，而“庞大的农村人口”是否或如何进城，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；未来中国会有危机，教育状况可能是一大触因；如果这四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，未来很难“越来越好”——产业结构、城市化、创意产业、综合软实力；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，是政府对于城市化、土地、楼市，以及整个经济事务的政策作为；现在这样的房价太高了，应该下降……很明显，这些看法所构成的“公”的意识，在空间感、关注点、视角和思路等方面，都与那个单面内缩的个人相当契合。

　　但在这个契合之内，有许多更深的不合，甚至相悖。这是其中的一部分：上网频率越高的人，越可能相信“围观改变中国”，上网频率越是低的，不相信的越多；收入越高的人，越明白“国”与“家”密切相关，反而是收入低的人，多觉得关系没那么重要；越是处于收入等级的中间位置的人，越容易比两头的人悲观，觉得未来难以预测、可能很糟……

　　在此，笔者特别介绍这两组数据的相悖：根据收入而区分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，阶层位置越高的，往往对现实和未来都不乐观；可是，根据自评而确认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，越是远离“底层”的，多持社会将“越来越好”的判断。

　　显然，都市青年的实际感受和他们对这感受的主观理解之间，存在多样的差异。比如，切身的经济压力令他们觉得房价太高，但他们依然正面评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运动，尽管他们同时知道，这运动正是推高房价的大手之一。再比如，社会实感驱使他们一路后撤到自家门口，甚至不觉得门外也有自己的权益在，他们却愿意相信可以用“消费”来满足公共需求，仿佛那些明显不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存在。至于受访者对“政治体制改革”的评价的普遍分化，以及应对同一问题时的普遍的自相矛盾，更是将这种差异的微妙和强烈，显现得非常突出。

　　我们可以从支配性意识形态和（广义的）主流媒体的作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差异，但事情显然比之复杂。更可行的分析之一，是考察都市青年在实际分享30年“改革”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，不同收入/阶层的群体的多样状况。可能正是这一实际“分享”与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，最终决定都市青年会形成怎样的“公”意识，或者说，这一意识会形成怎样的矛盾和张力。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方向和视野中，都市青年的“居家生活”显出了特别重要的意义。正是它充当了都市青年的上述“分享”得以展开的主要媒介，也因此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深度运作的关键领域。正是二者在“家”中的持续冲突和交融，在最基础的层面形塑了都市青年的日常感受和公共意识。

　　所以，应该修正前面的说法：那些差异看起来是出现在都市青年的感受与对这感受的理解之间，其实却有极大的部分，是深植于感受之内，密布于更为基础的感觉及其自我体会的层面，或者说，下渗进了所谓“无意识”的层面。正因为涉及这些层面，在受制于直接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同时，也深系于今日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异，我们才确信，（不仅仅只是都市青年的）“城市式居家生活”，正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和身心矛盾的一大箭垛，并有极大的可能，成为这些矛盾扩展和爆发的“尾闾”。

不用说，对于今日中国的“住房问题”，也可以作如是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