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继承老人房产时，很多市民都对“继承权公证”这一环节颇有微词，认为其花费不菲且程序繁琐。而最近，一条“继承、遗赠房产已无须办理公证”的消息广泛流传，引得许多需要办理房产继承的家庭纷纷叫好。
近日，实施了20余年的《司法部、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》废止，这表明房产继承、房产赠与等房产所有权转移的情况已无强制公证的要求。但齐鲁晚报记者在多方了解后得知，现阶段在房产继承方面，房屋公证或许依然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。
绕开继承权公证
一套房子能省上万
济南市民王先生有兄弟三人，父母共有一套房产。不久前母亲去世，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放弃继承，把母亲所属的一半房产全部交由父亲继承。这样整套房产就都在父亲名下，将来再由父亲分配。
根据司法部、建设部于1991年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》规定：继承房产，应当持公证机关出具的“继承权公证书”和房产所有权证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。
而要取得继承权公证书，王先生等人必须先去公证处办理公证。在提供了相关材料后，他们缴纳了6000元费用，领取了继承公证书。拿着这份公证书，才能在 不动产登记机构顺利办理转移登记。“转移登记要先办理公证，我们觉得有些麻烦，尤其花了好几千块钱，觉得心疼”，王先生说。
但就在他们办完手续不久，上述联合通知被废止的消息传来。“那我们当时等一等，是不是就不用去公证了？”想起来王先生有些后悔。对此，多名业内人士表示，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类公证取消了，只是今后继承房屋时，不再强制进行继承权公证了。
之前，继承权公证至少要产生两笔额外费用，即公证费和房屋评估费。而公证费的收费标准为：20万以下的房屋按房价2%收取，20万-50万的部分按 1.5%收取，50万-100万的部分按1%收取，100万元以上部分按0.5%收取；最低收费200元。也就是说，一套100万的房子，仅公证费就要超 过1万元。
“如此一来，当事人将有更多选择权。”我省一名从事公证业务多年的资深公证员解释，今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公证，也可以在全部继承人之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 自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房屋过户登记，即“协商继承”，有纠纷的话还可以选择诉讼。当然，也可以拿着遗嘱去进行不动产登记。
想直接继承房产
操作起来难度很大
“既然可以选择自行去办理，那我们肯定更愿意省去公证的程序，直接去办理‘协商继承’”，王先生说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不菲的公证费，看起来也容易些。但多位业内人士分析，目前来看，协商继承的确是比较理想的选择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。
“老百姓的确多了一个选择，但是自行来办理的话，需要提供相关证明的要求非常高”，我省一位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资深人士说，难点在于要不遗漏继承人。“比 如要明确你是唯一继承人的资料要很详细，张三的父母去世了，有一套房子要继承。但老人的继承人包括他们的父母、子女，还有可能包括养父母、养子女。张三就 要证明自己是唯一继承人，或者其他继承人放弃了继承”。
这位人士表示，这其中的难点在于第一顺序继承人到底有几个。我国法律规定，养子女、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具有同样的继承权利。这就要求当事者弄清楚，父母有没有养父母？有没有养子女？父母是否是二婚？有没有非婚生子女……需要判断的东西很多。
对于个体来说，要提交这些证明显然非常麻烦。更关键的是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具有调查核实的能力，这就要求群众承担起自己搜集材料的责任。“不仅难度大，有些部门不一定配合。”上述公证员说。
“也就是说，不论是选择公证继承还是协商继承，都要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，确认的步骤是不能省略的”，多位业内人士说。因此有专家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公证依然是不错的选择。因为“公证处可以进行调查、核实等工作”。
新政只是第一步
还需减轻取证负担
如果老人生前留下了遗嘱，老人去世后，子女拿着遗嘱直接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可以吗？
对此，多位业内人士也表示，因为遗嘱可以书写多份，不同形式遗嘱的效力也有所不同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样要对遗嘱效力进行确认，遗嘱是否是老人自己写的？是不是自己的意思表示？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份遗嘱吗？对于这些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样没有能力审核。
“我们正在与公证处联系，希望对方提供查询，或者能够证明是否是最终的遗嘱公证，再或者是让继承权的当事人都到场，问询是否有其他遗嘱公证。”上述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资深人士说，但最终问题可能又绕了回来，“让继承人都到场，但这些继承人是不是全部继承人？”
有分析称，即使当事者拿着遗嘱去进行不动产登记，还是得“自助”进行繁琐的取证。而类似于“证明死去的父亲没有私生子”、“证明死去的母亲没有养女”这样的奇葩证明也有可能频繁出现。到头来，他们或许发现花钱公证还是最省心的方法。
因此，多位受访者认为，目前通知的废止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。“需要其他部门配合，还要完善诚信体制，建立社会联动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建议， 探索新的方式，例如推广社会化服务调查的方式，或者赋予某些机构社会调查的权力等，“不能为了解决老问题带来新问题”，但预计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