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段时间以来，各地楼市调控政策纷纷出台，中国的房价问题再次成了社会之痛。然而坦率来说，把涨价当作楼市之弊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政治正确，它不仅忽视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现实情境，而且也湮没了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实事求是地讲，中国房价的问题有着复杂的地域性特征，不能笼统地以“畸高”来概括。在“北上广深”房价上涨的同时，大批诸如长春、沈阳、秦皇岛等二三线城市的房价，长期处于较低甚至阴跌的状态。那些哀叹房价高涨、无处安放青春的人们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家只愿意在“北上广深”等一线大城市安放青春的现实。在纽约、莫斯科、伦敦、巴黎这样的大城市，年轻人买房困难是普遍的现实。人人都向往之地，地价昂贵是不是供求关系的必然结果？在这些大城市里，大多数的外地人、年轻人本就是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的。吁求“北上广深”成为人人都可以买房置业的地方，不过是一厢情愿地画饼充饥。
尽管我国的房价机制当中，存在着诸如土地财政、户籍制度等多重弊端，但是对于处在城市化发展中期的中国而言，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，也是社会流动性增强、城市化程度提升、社会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，而几亿城市居民也因此成了资产不断增值的受益者。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，指望通过降房价来缓解民生问题，有违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，也会造成众多城市居民巨大的财产损失。
真正应该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是，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大势之下，如何合理地分配这一部分的社会红利，以缓解中国社会的民生压力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。从目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，主要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：
其一，对于超过合理人均面积的房产，以及因城市拆迁而获得的巨额补偿，应该施加合理的税负，以使社会大众公平分享城市发展红利。
其二，应该从政府拍卖土地、征收房产税种的收益中，拿出必要资金来兴建较大规模的廉租房、青年公寓等公益物业，以缓解低收入人群、青年群体的居住困境。
其三，应该积极疏散城市功能、发展城际交通、完善城郊通勤路线，以使城市居民能够在低价居住地与城区工作地之间便宜通行。
当然，从根本上来讲，要想真正缓解“房价昂贵、居大不易的问题”，还是要解决地区之间、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均衡，以使社会大众可以就地安居，而不是大量涌入一线城市去寻找机会。
任何一个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，都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撕裂，一线城市房价高涨，其实就是这种撕裂的体现。要缓解撕裂的痛苦，不是意气用事地打压房价就能实现的——以往的种种调控也说明，打压不解决根本问题。房价的高涨也是社会财富增值的体现，关键在于财富怎么分配，利益如何平衡。中国社会终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，找到适合自己的中庸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