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、工资低。
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：“1998年第一次打工，到了东莞，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。我的手都脱皮了，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，都被氧化了。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，一个星期左右，200元就花没了，只剩50元。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，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，工作也比较脏。一看到塑料厂招工，我们几个就换厂了。”
而河南姑娘聂夏云，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。
有一天晚上，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，手被机器压断了。之后，聂夏云“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，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，然后就特别害怕”。不久，她离开了这家工厂。
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，80后一代打工者，普遍更重视自我。
2002年，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，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。“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，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。学不到什么技术，又赚不到钱，还不如走了。”
于是，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。为了提升技术，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。
“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，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，就没要我。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，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。”
几经辗转，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。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，加了3次工资，不过他还是要走。
“我告诉他，以我的技术，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，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，想多学一些东西。做这行，见得越多，技术提升得越快。”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。
全国总工会《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》显示，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，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.2%，高出传统农民工16.9个百分点。19.2%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，超过传统农民工4.3个百分点。
“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。在他们的理念里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，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。”吕途说。
但80后打工者，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。他们换工作的理由，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。
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：“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，也给企业造成压力，迫使其改善条件。”
“城镇化”的80后农民工
问题是，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，农村的房子怎么办？
“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，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。”林婆婆说。
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，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。
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，上学到高二，就出来打工了。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，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。
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，明显与父母不同：“我们做的芭比娃娃，一般会卖到美国，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，现在是高科技的，前面有摄像头、显示屏。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。也有一些低端的，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。”
他的生活，也并不“苦哈哈”。
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：买衣服、打球、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。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，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。
“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，上网的钱不多，打球也不多，在厂里住，扣水电费80多元，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。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，中午到厂外吃饭，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，有80%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。现在消费太高了，叫几个人一起吃饭，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，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700多元。”
“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，都已经是城市人了，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。像王涛这一代，甚至没有种过地，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，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。”吕途分析说。
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，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、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，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.2%。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、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，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.1%。
在吕途眼中，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：“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，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。”
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。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“城镇化”速度，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“城镇化”速度。
“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，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，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。即使意识到了艰难，80后、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。”吕途说。
那么打工者辛苦做“房奴”，到底意义何在？
“他们在为‘彼岸’进行着投入，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，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。”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。
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，已是大势所趋。
今年5月27日，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《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》，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。
该意见的“推进城乡改革”部分提到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、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。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。
李铁指出，对重点人群的改革，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、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。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，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。“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。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，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。”
对于未来，王涛有明确的期待。
“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，这里不好玩，工资也不高。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，那里发展空间大。”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