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镇化带给地方政府挑战:户籍阻拦农民享福利

   2013-07-21 380

“挤泡沫”与“软着陆”

三联生活周刊:前几年当学者开始呼吁中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会大幅下降时,提到的是“人口红利”的减少。“人口红利”的变化,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吗?

李佐军:人口红利只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,关于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长动力,涉及的面比较广。包括需求动力,即大家常说的“三驾马车”;二是结构优化动力,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区域经济一体化、产业升级等;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;四是要素升级,即技术进步、人力资本增加、信息化等;五是制度变革,通过制度变革可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促进经济增长;六是扭曲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价格;七是压低福利保障支出、增加经济建设支出;八是采取经济刺激政策;九是通过政府的企业化,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。

现在来看,其中六个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,只剩下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、要素升级这三个动力是我国今后的主要动力,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变革,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也就是说,我们过去用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、保持自己低价竞争的优势都在消失,压缩掉的福利支出以后也要弥补。剩下的只有在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、要素升级这三个方面做文章,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。那以后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,是不是应该更注重这三个因素的变化?

李佐军:我认为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的视角应更多元一些,过去我们太依赖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,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缺陷。

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过分强调出口、投资、消费这三大需求的作用,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,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,供给因素包括技术进步、人力资本增加、结构升级甚至制度创新等。

我们过去过分强调短期的分析,相对忽视中长期的分析。我们还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,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;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,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。在过去几年反危机过程中,政府明显运用了凯恩斯理论:危机来了,经济增长下滑了,失业率增加了,就开始强调政府的作用,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,大规模建设,大规模印钞票。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:一方面,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,立竿见影;另一方面,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或即将出现大规模资产价格泡沫、大规模通货膨胀、大规模银行坏账、大规模债务负担、大规模产能过剩和大规模市场化倒退。

另外,我们过分强调宏观总量的分析,相对忽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,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,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,我们很怕提经济下行的说法,经济下行实际上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?它是我们能够从容应对的吗?

李佐军:经济下行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,它包括:通胀长期化、经济泡沫累积、资源环境约束加大、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、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等等。问题与挑战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。认清了问题和挑战之后,我们完全可能应对好挑战。

李佐军:如果政府运用高超的宏观调控技术,将泡沫一点点地挤掉,又不至于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,同时又适时地培育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,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,这就算是“软着陆”了,泡沫就不会破。2013年6月底发生的所谓“钱荒”,中央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就表现出了挤泡沫的决心。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使得房地产成为一般性行业,并给其他实体经济更多公平竞争的环境,这其中涉及垄断特权改革等一整套体制改革问题。

至于怎么会发生“钱荒”,钱去哪里了?除了表面因素外,说到底是钱被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吸走了。如果政府以GDP为导向的考核制度不改变,很多经济问题就难以解决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有些人看到经济增速和通胀下降,认为是“软着陆”的必然表现。

李佐军: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,经济增速和通胀下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“软着陆”。“软着陆”必须是安全着陆,安全着陆就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,经济结构得到了顺利调整,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。如果不是这样,就会造成企业亏损破产增加、债务负担加重、金融风险增加,这就是“硬着陆”。而新增长点的形成,要靠制度变革、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这“三大发动机”(而不是短期的出口、投资、消费这“三驾马车”)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

三联生活周刊:过去政府提到保持经济增速,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只有GDP增速在8%以上,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。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,就业的挑战是不是加大了?

李佐军:经济增长速度下滑,意味着需求要减少,订单要减少,市场要萎缩;很多企业可能要亏损,要破产;就业岗位要减少,工作更难找。现在我们的经济再追求高速增长难了,今后的就业难度将进一步加大。西方国家那么发达,也很难解决就业问题,失业率还很高,所以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,就业压力确实会加大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这种压力以后主要靠市场来调节了,而不是靠政府简单的调控就能够解决。

李佐军:转变发展方式之后,由原来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,到今后更多地靠社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。但社会投资是用自己的钱投资,投资者会很谨慎,要判断投资的收益大不大、风险高不高。如果投资者感觉到风险较高、回报不够多,就不愿意投,宁愿选择观望和投机。

原来我们主要依靠一般要素(如资源、劳动力等),今后要主要依靠高级要素(如技术、人力资本等)来拉动经济增长。一般要素我国具有一些优势,但高级要素则相对稀缺。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,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正面的竞争。要利用高级要素,我国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产权保护,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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